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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信丰苏区的深厚情谊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21.04.01

   红色教育培训班

 毛泽东旧居


    江西信丰是中央苏区全红县、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主战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所在地,为苏区精神的孕育和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创建和发展中央苏区、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多次到达信丰,与信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他关心群众生活、时刻心系群众的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毛泽东:“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不会满意你们,那怎么能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


    1930年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由广东南雄向江西信丰进军。10日,红四军先遣部队到中共信丰县委驻地——源和圩,商议赤卫队配合攻打县城事宜。大部队沿着谷山脚下抵达县城郊外崇塘村。在中共信丰县委的组织领导下,10日下午,七八千农民赤卫队配合红四军将信丰县城团团包围,并选派少数人员化装进城侦察敌情。


    11日凌晨2时,“砰、砰、砰”,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大地,子弹的星火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攻城战斗打响了!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四军首先在南山岭、城西火焰山和城北瓦桥制高点,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扫射。但是,敌人凭借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在北门外,红四军第二纵队在北门桥上搭起高台,站在台上用重机枪从高处往下猛烈扫射,把城墙上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应声而倒;红军第一纵队攻打西门,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在火焰山用松树炮打击敌人;在南门,红军战士用机枪、冲锋枪、步枪组成火力网,掩护敢死队进攻。凌晨4时许,嘹亮的冲锋号声响彻天空,敢死队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一齐冲到城墙根,用竹楼梯靠住城墙往上爬,用黄麻绳一头的铁钩挂住城头,攀绳而上。头天化装进城的侦察人员,在探明敌情之后,里应外合,迅速占领了城墙,并打开了城门。红军和游击队员终于冲进了县城,击毙信丰靖卫队长王覃勋和第一支队长王文起,全歼城内的信丰、安远靖卫团和南雄、小河等地方民团1700多人,活捉国民党信丰县长吴兆丰,缴获长短枪支500余支和一批弹药;还释放了被关在监狱里的大批革命同志。


    天亮后,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金辉闪闪照耀着大地,美丽的彩霞映红了波光粼粼的桃江河水,也映红了人们的兴高采烈的笑脸,鲜艳夺目的镰刀斧头缀成的红旗在城墙上哗啦哗拉地迎风飘扬。红军还贴出《安民告示》《共产党十大政纲》《国民党十大罪状》,书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鲁涤平”“打土豪分田地”“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赤卫队员在城内逐街逐巷搜查,抓获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并立即处决,没收了土豪劣绅和官僚资本家的全部财产。街头巷尾到处都有自发组织的欢迎红军的群众队伍,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县城都欢腾起来了。


    11日下午,县委在县城大王庙召开有城区周围和附近农村的数千工农群众参加的大会。大会由曾人超主持,县委书记肖猷煽等出席了大会。大会还邀请了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和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力一参加。当身穿灰布军装的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时,台上台下响起了雷鸣般掌声。毛泽东挥手致意,待会场安静下来后,他声音洪亮地说:“你们经常讲朱毛、朱毛,我就姓毛,我们的朱也来了。”他指了指主席台上的朱德,风趣地说:“没有朱,哪有毛呀?”大家禁不住笑起来。毛泽东继续说道:“朱毛红军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接着,他在大会上通俗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最后,毛泽东号召信丰人民尽快行动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会上还将没收的土豪劣绅、资本家的银元、衣物和割成一块一块的猪肉分发给到会群众。整个会场人声鼎沸,情绪激昂。


    12日,毛泽东在采芹小学召开红四军纵队长、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示要将各纵队干部战士分派到附近农村,去发动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并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工农兵政权。毛泽东还同到会领导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红四军离开信丰后直往安远、会昌、寻乌进入闽西等一些问题。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肖克请毛泽东到城内天主堂给第一纵队教导队学员作指示。毛泽东当即应允,前去看望了红四军第一纵队教导队学员,并作了重要讲话。据肖克回忆:


    当时由于贯彻了古田会议决议,官兵关系已有一些改善。但军阀主义残余并没有完全肃清。同时,教导队学员中有许多俘虏成份。因此,毛泽东同志这次讲话很有针对性,主要讲官兵关系。他说:红军官兵都是革命同志。红军的官兵关系同白军的官兵关系根本不同。现在你们是教导队的学员,毕业以后要当官长,官长同士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对士兵要讲道理,要说服教育,不要打骂。婆婆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自己当了婆婆后,又磨媳妇,你想媳妇满不满意呢?因此,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不会满意你们,那怎么能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毛泽东同志讲了个把钟头的话,还讲了其它问题,都是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我对上面这段话印象很深。我还记得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


    红军在信丰县城进行了扩军宣传,动员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随后,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信丰县境,踏上了更加艰难、更加辉煌的新征程。


    毛泽东风趣地说:“住禾桶有三个好处:一是没有臭虫蚊子;二是空气新鲜;三是凉爽舒服。”


    1932年7月中旬,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撤离水口,返回中央苏区。7月13日由南雄乌迳到信丰,红军即在信丰各地进行休整。毛泽东就住在县城东郊长生村新屋里,直到7月27日才离开。期间,毛泽东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启发教育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深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1932年7月中旬的一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刚迁到信丰县城新屋里,战士们忙着安排住房,打扫卫生,安装电话。特务员严耀阶扫完地后,在大厅中间摆了一张半新的八仙桌,旁边放了几张条形板凳,然后熟练地打开公文箱,将毛泽东使用的砚台、毛笔、纸张、铅笔和书本,按照平常的位置摆放在桌面上。


    严耀阶刚做完这些事,就听见“轰、轰”的飞机声。“不好,敌机来了!赶快报告毛主席!”他转身往屋后跑去,一到屋后,只见大树下放着一张板凳,树杆上挂着一张军事地图,毛泽东却不知哪里去了。他又返回原地,这时,传来敌机射击的枪声。他十分焦急,往院子外面跑去,刚出大门没几步,敌机俯冲下来,丢下一颗炸弹,“轰”的一声,严耀阶感觉右脚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站立不稳,倒下了。敌机盘旋一圈,没有发现新的目标,就往广东方向飞去了。


    敌机飞离后,大家纷纷跑出隐蔽处,朝新屋里跑来。毛泽东正在农民家中搞调查研究,得知严耀阶负伤的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叫特务员陈昌奉、吴吉清等同志把小严抬到卫生队,交待他们到卫生队急救后,派担架员赶快送去后方医院治疗。说完,伸手到衣袋里掏出自己的伙食尾子12个铜板和3块银元,放到严耀阶的手上。严耀阶怎么也不肯接收。毛泽东亲切地说:“你应该收下,到医院后,安心养伤,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争取早日归队。”严耀阶含着热泪,收下了毛泽东的钱。


    送走严耀阶后,毛泽东到住处一看,破旧矮小的房间,蚊子成群结队飞来飞去,隔壁是一间牛栏,门口是污泥坑,污浊的臭气扑鼻而来。这样的地方不要说住十几个夜晚,就是待一天也实在难过。毛泽东不好麻烦副官重新安排,打算白天到厅堂办公,晚上另找地方睡觉。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毛泽东命令几个红军战士在屋后挖了三个防空洞。


    晚饭后,毛泽东叫特务员陈昌奉、吴吉清等同志一起到屋后的小山岭乘凉。岭前是一片晒场,岭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毛泽东指着晒场说:“今晚我们就住在这里。”


    “这里既没房屋又没有棚子,怎么睡?”陈昌奉瞪大眼睛,诧异地问。


    “那不是棚子么?”毛泽东抬手一指。


    陈昌奉顺着毛泽东手指的方向望去,在月光的照映下,看见晒场旁边摆着两个四方形的禾桶。


    “你们去把它抬来,相互斜靠在一起,搭成‘人’字形。”毛泽东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将两个手掌靠成一个“人”字形,比划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棚子吗?”


    几个特务员把两个禾桶抬到一个较平坦的草地上,斜靠起来,上面横盖一方篾搭子,棚子里面铺上灰色的旧毯子和一床打了补丁的白床单,旁边放床灰黑色薄被子,一个住宿棚子就这样简单地搭成了。


    夜深了,松涛阵阵,清风习习,十分凉爽。


    天亮后,特务员们收起地铺,把禾桶放回原处,好像昨天晚上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风趣地说:“住禾桶有三个好处:一是没有臭虫蚊子;二是空气新鲜;三是凉爽舒服。”


    第二天晚上,特务员们照原样为毛泽东安排住宿。


    毛泽东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在县城东郊新屋里住了几天之后,看见田里的稻子已经熟透了,却很少有人去收割。为解开这个谜团,毛泽东顶着烈日,到县城郊区调查研究。这天,他走到张屋岭的晒场上,看见一个农民往禾寮里挑稻谷,急忙上前询问:“老表辛苦了!你叫什么名字?住哪个村庄?”


    “我叫张老五,住在张家围。”张老五躲避不及,只好放下担子应道。


    “噢,原来你就住在下面的屋场,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毛泽东边说边亲切地拉着张老五坐在晒场边拉起了家常,


    “你的衣服破了,怎么不补起来?”


    “农活忙,没时间。”张老五显得一脸无奈。


    “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晚掉一箩。老表怎么还不割禾呢?”毛泽东满脸疑问。


    “老表怕当兵的,躲到县城南山岭去了。”张老五实话实说。


    “噢,原来如此!”毛泽东紧锁的眉目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抓兵,不拉夫,是专门来这里帮助群众的,你去告诉他们不要怕,赶快回来割禾吧。”


    “真……真的吗?难道你们就是红军?”张老五睁大眼睛,眉眼里透出了少有的惊喜。


    “当然真的!”毛泽东站起来,走到担子的前面,用手托一托他的担子,“我来帮你挑!”


    “别,别!你没挑过,挑不起的。”张老五着急地说。


    “挑过啊!我也是农民,莳田割禾,样样都会!你信不信?”毛泽东说完,将扁担搁在自己的右肩上,双腿下蹲,抬起头,直着腰,一下就把担子挑起来了,迈开步往禾寮走去。


    张老五紧紧跟在后面,看见毛泽东挑担的姿势,心里乐开了:这个红军真的挑过担子!他跟到禾寮里,接过毛泽东手中的扁担说:“您真行啊!挑了这么远也不换肩呢!”


    “我也是农民嘛。”毛泽东打趣地说,“挑这么一段路就要换肩,就惹人笑啰!”一句话逗得张老五哈哈大笑。张老五经过一番打听,知道这个红军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1930年4月,他率领红军攻占了信丰城。“毛主席的队伍回来了!”“红军回来了!”消息传开后,大家纷纷回家割禾。


    于是,在县城周围的农村,在广阔的田野上响起了割禾打谷的声音,“砰、砰、砰”,这悦耳动听的打谷声响彻田野山谷,唤醒早起的太阳,唤出了月亮和星星。


    毛泽东:“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上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经过治疗,毛泽东病情得以好转。10月的一天,虽然毛泽东刚病愈不久,身体非常虚弱,但当他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后,还是立即动身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


    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为了方便行军,后勤部门给毛泽东配备了一匹马,马上驮的是他的全部行装,马褡子里装着两条毯子,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油布;红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另有一个挑夫挑着文件箱。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领特务员陈昌奉、胡昌保、吴吉清等二三十人,走出于都县城西门,踏上浮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防备敌人飞机的袭击,部队都是傍晚出发,黑夜行军,天亮前找个村子休息,第二天傍晚时分又开始新的征程。10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在信丰县百石圩、金鸡圩、新田等地的战斗打响了,由于红军的英勇顽强,很快就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毛泽东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山间小路上。警卫员吴吉清关切地说:“主席,您的病刚好,骑上马走吧!”毛泽东微笑地应道:“不用了,步行有精神。”吴吉清给毛泽东找了一根棍子,他接过去拄上,加快了脚步。前方隐隐听见人喊马嘶的声音,不时传来枪炮声。22日,走到半夜时分,迎面出现了点点火把,每支火把的后面,都跟着一副抬着红军伤员的担架。毛泽东走到一副担架跟前,关切地问伤员:“同志,你的伤重吗?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伤员借着火把的光亮一看是毛泽东,就兴奋地说:“报告毛主席,我们红军在新田、古陂打了胜仗,我的伤不重,很快就能上前线!”毛泽东顿时眉心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连连点头。他细心地把伤员身上松开了的被角给重新盖好,嘱咐担架员们说:“天很黑,你们走路当心些!”


    23日清晨,毛泽东一行走到信丰古陂圩镇,踏上平坦的大马路,道路两旁散落着国民党粤军溃逃时丢弃的军用品。身边的几个警卫员经过打探,获得了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百石战斗歼敌200余人;新田战斗毙敌300余人;金鸡战斗毙伤200余人;古陂战斗击溃敌人一个师部,石背战斗毙敌300余人……看到红军和民夫在搬运战利品,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到了古陂杨坊,中革军委择地宿营在下杨坊陈家众厅,这座建筑坐东朝西,砖木结构,分前中后三栋,室内梁柱列架,前中栋与中后栋之间都有天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及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等人住在陈家众厅。周恩来生活朴素,他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他和朱德全身心地扑在军事指挥上。


    毛泽东及随行人员被安排住在古陂杨坊军田高一座土砖瓦房。陈昌奉后来回忆:“1934年长征时,我们在于都过了河,没有走小溪,我记得过了山以后,就有很多人点火把,挑盐,抬担架,宣传说前方打了胜仗。我们一直走到一个叫信丰军田高的地方住。”军田高(又叫金田高),有30多户农户,离古陂圩只有几里路,村口有条小水沟。


    警卫班长胡昌保和吴吉清到副官处领取毛泽东的供给品。刘副官满面笑容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领什么东西?”。


    吴吉清指了指胡昌保:“我俩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领取供给主席用的东西。”


    “这里只有中央一队博古和中央二队王稼祥等人的名字,没有毛主席的名字呀!”刘副官打开笔记本,翻来翻去没有看见毛泽东的名字,心里十分纳闷,赶紧去请示。过了一会儿,刘副官回来后告诉吴吉清和胡昌保:“毛主席及有关人员被编为中央三队。”“中央三队”也就是中革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按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军委第一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第三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大队和附属医院组成。随后,刘副官分给吴吉清和胡昌保一些红军打下新田、古陂后缴获的敌人的战利品。


    胡昌保和吴吉清对将毛泽东编入第三梯队感到不解,两人拿着东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央三队除了毛泽东和警卫班十几个战士外,其余就是马夫、挑夫、担架员等。毛泽东听后,安慰他们:“不要紧,行起军来,还不是会走乱队形?我们编在哪个梯队都一样,只要能跟上队伍就行。”


    23日下午,吴吉清和几个战士正在打扫院子,突然,看见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走了过来。她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腰间系着皮带,佩带着手枪,左手臂上搭着一件夹衣,精神焕发。吴吉清和其他几个战士一下子就围住她:“贺大姐,您辛苦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不时地传出欢笑声。毛泽东听见院子里十分热闹,就从房里走了出来,看见贺子珍,就微笑着说:“子珍,你们走得不慢呀!怎么样?同志们都好吧?”


    战士们自动让了开来,贺子珍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毛泽东面前,高兴地应道:“队伍都出发了,秩序很乱,好像没有什么组织似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几位老同志都来了。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都很好。”接着,她又说道:“泽覃弟决定留在苏区打游击,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何叔衡同志也留下了。我离开瑞金时,何老让我向您问好!我们离开时,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我们红军的手,不停地说,‘同志们,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来啊!’‘苏区老表等着你们,盼着你们’说着说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了……”毛泽东听了后,神情凝重地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随后,毛泽东右手举起,握紧拳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贺子珍接着说:“几天前,接到你的信。按照信上的意见,我和小戴准备了一些干粮和草鞋。临离开瑞金的前一天下午,把小毛送到泽覃弟和贺怡那里,请他们代管。小毛不肯和叔叔、婶婶留下,喊着闹着要跟我来,要找爸爸。”说完,话语哽咽。


    毛泽东紧锁双眉:“留在苏区的党组织、红军和赤卫队,经过这几次反‘围剿’斗争的锻炼,一定会很快布置好下一步工作。出来的同志们平安到了就好。”毛泽东见贺子珍眼圈发红,面色显得沉痛,就安慰道:“子珍,你辛苦了!这次转移,中央规定,决不能带孩子,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执行中央的决定。小毛交给他叔叔、婶婶代管,过几天会习惯的。现在不允许我们带上孩子打仗。我们吃苦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啊!”说着,从贺子珍手里接过衣服,两人一起向屋里走去。


    吴吉清和警卫班战士听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对话,知道了没有带小毛出来,心里都感到特别难过,眼泪禁不住地流出来。这个小毛,名叫毛岸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32年10月。小毛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天真活泼,非常令人喜爱,毛泽东十分疼爱他!无论工作有多忙、多累,从外面一回到家,毛泽东都要先抱抱小毛,甚至甘愿俯下身子给儿子当马骑。有时,警卫班战士背着小毛上山采杨梅。小毛很懂事,采的杨梅多了,就用他的小帽子装着,天真地说:“妈妈爱吃杨梅,拿回去给妈妈吃。”可是,现在小毛却留在苏区了。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和贺子珍不得不忍受骨肉分离,这种胸怀是多么地宽广啊。吴吉清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这样写道:


    一幕幕的情景,多么难忘啊!现在,小毛已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却要离开他,踏上新的征途了。谁知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见到小毛呢,我们多么想回去背上他,和我们一起走啊!可是,主席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不惜自己的一切,他那伟大的胸怀,更使人们感动。


    贺子珍走进厅院,发现毛泽东身边没有一个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是警卫员、马夫、挑夫等,不禁神色黯然。毛泽东看出贺子珍的担忧,就打趣地说:“我在路上听到赣南老表在唱一首民歌,你想不想听?”


    “噢,什么民歌?”贺子珍感到惊讶。毛泽东深情地哼唱起来:


    送红军,到江边,


    江上穿呀穿梭忙。


    千军万马渡江去,


    十万百姓泪汪汪。


    恩情似海不能忘,


    红军啊,红军!


    革命成功早回乡。


    贺子珍很了解毛泽东的为人,无论受到何种打击,他都不会因为个人的委屈而影响党和军队的工作。


    “我虽然编在中央三队,但同样可以为党和军队工作。”毛泽东指着用门板搭起的办公桌上摆着的地图,双眼炯炯有神,满怀信心地说,“我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庄春贤)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9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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